近期，朋友圈被“橙色书包”刷屏，这个由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公益捐助项目，意想让“橙色书包”成为听障儿童的护身符，提醒社会交通的参与者们，注意这样一个群体，不要对他们鸣喇叭，他们可能会因为“听不见”不会躲避行驶的车辆。 活动发起方认为“橙色书包”的存在，为听障孩子提供了交通优先权，吸引社会来关注这样一个“弱势的”“需要帮助的”群体。
不过，事情并没有按照听基会的预期发展，“橙色书包”并未像绑在阿尔茨海默病人手上的“黄手环”那样讨喜，而是引发了各界的质疑，通常的拍砖网喷不值得一提，那是社会病。也有从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角度的质疑，更有很多是从社会民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上讨论，认为不仅是听障儿童要橙色书包，而应该是所有小朋友都需要，认为这是全民交通安全意识教育的问题，不应将听障儿童单列。而此时还是小范围的争执。
然而最意外的反对竟然是来自听障儿童群体。这恐怕是活动发起方所始料不及的，不仅没收到预期的感恩，却收到了反对和。更引起了网上关于公益行为与群体需求是否应对接的大讨论。
是的，我就是反对和“橙色书包”的发起者，一名听障儿童家长、听障儿童家长群体工作者、听障儿童康复教师、听障儿童全面康复的倡导者、听障儿童社区康复模式的创建人、中国听障儿童网的创建人、北京语聆听障儿童家长服务中心的创办人、众多听障儿童父母口里的老大哥、十几年来引领了无数听障儿童家庭重回普通生活的洪老师。
2010年我们提出听障儿童康复的目标以及听障儿童康复工作者的工作宗旨：去除特殊性、回归普通回归自然！并为之努力工作，影响了上万名听障儿童家长的康复观，也改变了无数个孩子的康复效果，带出了一大批非常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听障儿童家长，并主动积极的参与社会康复工作来。
今天先讲一讲我与小书包的渊源，大概是2014年年末的时候，演员王志飞的夫人张定涵女士通过一些渠道找到中国聋人协会，提出要为听障儿童群体做一些事情。因为了解王志飞的父母是聋人，他对这一群体会需求会有非常深的认识，所以我答应参加了在中残联的项目洽谈。然而张定涵女士并没有接受我们的项目书，而是提出了“涵爱飞扬”捐赠小书包的计划。并且表示是唯一的选项，当时出于礼貌，我给他们出了几点意见，大概是小书包里的用品需要有什么才符合孩子的需求。同时也留意见给中国聋协，该项目北京语聆仅提供意见不参与执行。因为不符合我们所倡导的去特殊化的理念。
后来小书包发了出来，引起了一些家长的围观讨论，但很快就消停了下来，因为当时支持的一方用了没几天，就发现对于孩子的康复实用性并不大，就是一个书包而已。并且孩子更喜欢卡通的颜色亮丽的小书包。而“ 涵爱飞扬 ”从中吸取了经验，转而到陪伴成长的主题中。 到了2016年听基会再次发起小书包的活动时，同样是没形成任何影响，仅是小范围的传播，而我与听基会有过合作，明白他们的影响力是在特殊学校，对于小龄的听障儿童家长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
然而，到了前两天我们开始接到大量的家长提问。很多迷茫的家长感到疑惑，”我们孩子做了耳蜗戴了助听器，又进行了康复练，到时候还听不到马路上的汽车声吗？难道我们的孩子永远会是个弱者需要一直被照顾吗？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回归普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呢？“一下子突增了很多工作量，我们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彻夜不眠的来安抚新家长们的惶恐不安，去做康复知识的重新普及以及康复案例展示。同时也慢慢的出现大量的老家长发声骂这一个项目的愚蠢，没有去认真的调查研究我们群体的真正意见。
由此，我们做了个调查，发现橙色书包正在朋友圈刷屏，甚至包括我们一些听力专家、康复教师业内人士，也正是他们的参与引起了我们家长的不安，难道这些专家、职业康复教师都觉得自身无法让孩子们去除特殊回归普通生活吗？
而真正引起刷屏的并不是橙色书包本身，而是一句流行的广告模式语：开车的朋友，如果在行驶途中遇到了背橙色书包的小朋友，请放慢车速，因为他们是有听力障碍的小朋友。然后表情符爱心 再接力。再加上鹿晗、陈小春一些明星大V的助力。（不由得让人想起今年年初链家的那个失败营销被玩坏的案例：如果您在马路上看到独自一人的小朋友，请将他送到链家门店，因为有可能是走失儿童。各种玩法请诸位看官网上自己脑补，不是本文正题。）将激发冲动性营销手段用到了项目传播中了，通过营销弱势激发怜悯手指一动就散播开来，算是很高明的公益传播手段了。
但是，在大众被煽动起怜悯传播的同时，也激起了一些网友的好奇，以及听障儿童家长群体的担心，当然支持的家长也比较多，形成了两种对立意见，同时网络上普通网友也发起了各种讨论。对于质疑之声。听基会的负责人何汉先生说：“如果背橙色书包的听障儿童受到歧视，而不是保护，说明社会可能出了某些问题，这不是听障者的耻辱，这是我们整个文明社会要检讨的”。
我不认识何汉先生，但显然他不清楚什么是歧视，什么是耻辱，什么是特殊性。从我们的反对声中看到家长们怕被歧视的意识了吗？看见我们那位家长说背橙色书包是耻辱吗？
怕被歧视我们就不会公开化，就不会站出来说话了！各自选择不领取不就行了吧？ 将反对声贴上听障群体耻辱、社会耻辱的标签，何汉先生不会说话可转移焦点很高明。麻烦引用我的话时先到我的网站上学习学习。但何先生这么怼所服务的群体意见，我到是认为是公益的耻辱。
“去除特殊性，回归普通回归自然”我们去除的特殊性是孩子身上听力残疾的特殊，是听力医学康复方面的工作，是要去除听障儿童家长身上自卑自弃自欺自大的特殊，是去除社会对听障儿童定义为弱势的特殊。是要社会认识听障孩子们的能力，而不是他们的残疾！他们享有与健听孩子一样被保护的权利和内容，不需要的是特殊特别的保护，他们是特殊需要儿童，对听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不是什么！
我们听障家庭确实是因为孩子的听力问题，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我们不是弱者，这只是暂时的困境，我们有手有脚有能力再创造幸福！诚然，有社会的关注和让我们救急渡过难关，我们从始至终感谢、感恩。但我们是普通中国人，我们享有接受政府资助的权利，这方面我国政府一直做的非常好，每年5000台人工耳蜗、10000台助听器的发放，基本能满足救急救助。当然国家项目执行慢是个问题，主管方不作为，负责人不负责是问题，但我们大多数真正贫困的听障儿童家庭都可接受到政府的资助。
同样，公益组织也不是强者，行公益工作者不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任何人都无权对自己所服务的群体采用高高在上的服务态度。严格意义上讲，公益组织就是一个中介机构、一个物流公司，在救急救需倡导文明方面将民众爱心中转给需求者的中介、物流公司；公益组织是从群体中来，又要回到群体中去，从群体出发为群体服务的中介、物流公司。因此，倾听群体意见，接受群体批评、虚心学习低调做人每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一、首先，听基会项目书第一句“我们要做什么--听障儿童由于听力原因，在交通出行中存在比较大安全风险隐患，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他们的交通安全问题应该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好，谁能提供2016年全国交通事故中有多少听障儿童伤亡的数字？或者2016年因听力障碍原因发生交通事故的数字？
答案是不能，这句话完全是出自主观臆断，从业十余年，笔者接触听障家庭过大几万，当下在线服务的听障儿童家庭也有5000个以上，从没有接到过听障儿童交通事故的家长通报。仅有一例为孩子姥爷在自家院里倒车误撞孩子，导致孩子颞骨骨折失聪。注意，车祸前孩子的听力是正常的。
作为前道路交互与通行管理杂志的编辑部副主任牟宁女士，能否提供具体的因听力问题导致的交通事故数据呢？为特殊群体争取路权是必要的，背个橙色书包孩子们就算是有路权了吗？对于学龄前和学龄儿童有独立路权吗？他们是必须与监护人，他们的父母一切上路的，当一个孩子独自出现在马路上一定是监护失责的问题。建议牟宁女士的为特殊群体争取特殊路权的工作，向解放被共享单车、机动车、路边摊贩占据的盲道努力工作！
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共发生货车责任道路交通事故5.04万起，造成2.5万人死亡、4.68万人受伤，分别占汽车责任事故总量的30.5%、48.23%和27.81%。每年大约有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0多万人在事故中受伤。死亡交通事故中，90%以上是因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导致。而其中排行前十位的事故原因分别是：1.未按规定让行70起，占死亡事故总数的10.1%; 2.违反交通信号23起，占死亡事故总数的3.3%; 3.酒后驾驶19起，占死亡事故总数的2.8%; 4.无证驾驶18起，占死亡事故总数的2.6%; 5.超速行驶12起，在死亡事故总数的1.7%; 6.违法倒车10起，占死亡事故总数的1.4%; 7.违法上道路行驶8起，占死亡事故总数的1.2%; 8.违法变道6起，占死亡事故总数的0.9%; 9.逆向行驶4起，占死亡事故总数的0.6%; 10.违法占道行驶4起，占死亡事故总数的0.6%。 上述十项违法行为引发事故的起数共占死亡事故总数的25.2%。
大家可以看到未按规定让行占2016年交通事故发生因素的第一位，但不要全部理解为为行人让行，其中还包括机动车之间的抢行不避让。同时数据还指出了 死亡交通事故中，90%以上是因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导致。而对于交通违法大多应属于无意违法行为，不会是主观故意违法，因此交通法律意识淡薄是主要因素，对应策略是应加大交通法的宣传、考核与执行。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交通违法行为的人，一个橙色书包并不能起到警示作用，他们的意识中缺乏的是法律，缺乏的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认识！
二、在听基会的项目介绍里，对听障儿童做了这样的描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对世界有独特的认知，有丰富的色彩表达能力。他们用眼睛记录下所有的阳光和彩虹。他们是敏感、安静的小天使，纵使听不到鸟鸣，却能够看到春风的颜色；听不到雨打芭蕉的美妙，也能够理解雨后彩虹的绚烂；听不到妈妈的呼唤，却能用手语打出爱的语言。
显然，听基会的工作者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对听障儿童的认识，因为听力障碍，人体的代偿功能促使听障孩子的视觉能力优先发展，这不是好事，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语言、认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那更不是什么对世界有独特的认知，是儿童认知发展滞后的表现，这些就是我们家长心里的痛，是我们的担心，并不美好！
不过现在好多了，大多数听障儿童在1岁前都能得到听力干预，两岁前得到最好的听力解决程度，三四岁时同步进入普通幼儿园。听基会为了煽情这样写，我们家长也能够理解，毕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好“嘛，是为了同情我们孩子，怜悯我们孩子。是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嘛！是“好事”
但我想问问，引起社会关注的目的是什么？是社会救助，还是政府工作？答案当然是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了，社会救助只能是小面积的救急救需，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依靠政府，而我们政府对听障儿童的资助政策是绝无仅有的好，不仅针对真正贫困的听障儿童家庭有每年5000台的人工耳蜗，5000对的助听器，（每年新增听障儿童2.5万人），还包括了0-6岁的康复费用，并且很快就要纳入医保范围了。
同时对于社会救助，洪老师也给诸位志愿者和社工提个醒，听障的发生是不分阶层、不分收入、不分学历、不分工作的，也就听障儿童就是来自社会，他们父母的收入、职位、学历、阶层、专业程度、社会阅历都可能比您好，在做听障儿童工作时一定要兼顾家长的感情，尊重家长的想法。千万不可以以居高临下态度与听障儿童家长说话。另外再提个醒，现在听障儿童的出生家庭越来越向高端化发展了，高学历高工作高职位高收入，往往代表着大龄成婚求子，二胎政策开放的也是家庭经济稳定且较高的人群，（贫困地区不开放二胎政策也没少生）这都意味着高龄产妇的增加，意味着生育风险的增加，意味着残障儿出生率的增加。
三、项目的捐赠范围“橙色书包”将面向全国2000所特殊学校及1000所言语康复机构约11万名听障儿童进行捐赠，进而覆盖所有学龄听障儿童。
根据 2016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残联发(2017)15号]全国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11个，在校生7686人，其中聋生6129人，盲生1557人。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班）118个，在校生11209人，毕业生3855人，而康复机构993家，特殊高中109家，高等特殊学院20家。其中未做9年义务制教育统计。是因为历年来随听障儿童康复水平的提高，特殊学校聋生一直在减员中。（数据来源： 2016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残联发(2017)15号] ）
不做过多阐述，诸位请看图自己算，有兴趣看客的也可以进入中残联的数据中心查询。地址：
2、“橙色书包”作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功能性书包进入大众视野， “橙色书包”与听障儿童交通安全相关；
3、为“橙色书包”植入“保护听障儿童交通安全”元素，提醒所有交通参与者注意到听障儿童，为他们提供优先路权，保护他们的出行安全；
4、为听障儿童提供美术和基础学习用具，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沟通能力和对外界的感知能力。
这就不多讲了，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的权力和义务，遵守交通法则是每位司机必须严守的界限。对生命的尊重只能是包含听障儿童，不能只是听障儿童。事实上很多幼儿园都在采用橙色作为标配。
看看网上各种吐槽吧，很精辟很有思想，但是那些点赞支持的除了骂人就没别的了。
1、拿那书包是什么意思？难道没有橙色书包的娃娃司机就不用减速吗？那就不是人命吗？
2、话说，顺顺的幼儿园发的书包就是橙色的。让已有橙色书包的小朋友背是不背呢？
3、橙色是颜色中最鲜艳的颜色，最起眼的颜色，所有的学生都应该背橙色的书包，就像所有的校车都是橙黄色的一样。我们幼儿园连校服都是橙色的。
6、我家干百货的，大概算了下，都用优质的，一万个成本造价应该在40左右，还要给给回扣，无事不商。
哦，忘记说我们的家长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行各业。听基会招标时是不是应该优先找我们义乌的家长做这个书包呢？这也是为听障儿童献爱心嘛！我们的家长保证将全部利润捐出来，用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康复。
橙色书包支持者认为不接受标签化，是听障儿童家长自卑，不接受橙色书包就是不接受现实， 不接受橙色书包是要隐藏孩子，是阿Q戴帽子，是内心虚弱的表现，是社会病态表现。甚至搬出标签理论指我们家长是对孩子的残疾身份不认同。
我们承认，在获知孩子听力障碍初时，我们痛苦、我们迷茫、我们害怕、我们担心，我们无法面对亲友，象是做错了亏心事一样逃避现实，躲避这世界上的任何眼光。可这正是我们来自普通人，与你们一样来自普通人群，我们同样对听障都无知所以会恐惧。那些道德鸡们，相信自己，如果换你知道孩子听不见时，你的表现一定是和我们一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处在信息社会，我们会很快找到组织，找到可提供帮助的人，我们很快能够获得解决孩子听力的信息，学习让孩子不哑的知识，当今听力科技完全可以使我们孩子得听觉能力达到正常水平，所以我们很快就能走出痛苦，找回自信去赢回应属于我们的生活！
我们孩子的人工耳蜗、助听器就戴在孩子的耳朵上，背在小肩膀上，谁想去摘我们可不干！我们带孩子一样上山下海游南走北，我们自信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更强，因为我们懂得感恩自己的孩子，感谢因孩子的听力问题让我们从事业的忙碌中重回家庭！我们都从孩子的康复中获得了身边同事同学朋友们的敬重！是孩子的听力问题让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更成熟更阳光，对社会的思考更认真！ 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家中的一块宝，我们给孩子们阳光还嫌不够呢， 请问，我们有必要隐藏孩子吗？
真切的希望某些人不要总是把自己摆得高高的看我们听障儿童家长，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群体虽然有个共同的名字--听障儿童家长。可里面多得是企业高管、私企老板、大学教授、优秀教师、政府官员、行业佼佼者，那一位在各自行业里的成就都不比您低！
关于标签，我们关心的不是橙色书包=听障儿童那几个字，这太肤浅了，我们同意您可以浅薄，但不同意您将我们看成愚民。
我们致力与为孩子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他们将依靠自己的能力赢得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而不是靠怜悯苟活！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充满竞争的成长空间，与所有健听孩子一样的成长空间，才能够建设好自己的能力！被保护将使孩子们失去非常多的学习与成长机会。被保护将使孩子变得更脆弱经不起风雨！
听障孩子只是听不见，是听觉器官生病了，是可以通过助听器、人工耳蜗的得到听力重建的，他们并不是弱势人群，弱势是被社会贴上去的标签，不是他们的原色，通过康复，孩子们可完全活在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里，他们的世界就应该是多彩的。
融合教育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标签化，并不是要你不叫我聋儿，我们孩子就不聋了。也不是为了给孩子提供特殊特别服务，将孩子们包裹起来。是要发展孩子的融进社会的能力，以及促进社会给予孩子正确的认识，而不区别对待是融合教育促进社会认识的重要一环。
在五类残障群体中，听力障碍属于看不见的残疾，过去一直不被社会关注，但也是唯一可以康复的无限接近普通人的残障类别，也是五类残障群体里人数最庞大的群体，因此市场体量巨大，现在听力康复辅具的技术发展空前迅速，各种听力语言康复机构林立。各路良莠不齐的人马一起拥进这一个市场，可这些人并不是致力于听力科技的发展，也不是用心于促进人工耳蜗、助听器价格的减低，更不希望人工耳蜗、助听器纳入医疗保障，促进政府政策利好。因为这些都涉及到了他们的基本利益。
所以我们广大普通民众看不到政府对听障儿童的资助、0-6岁听障儿童康复免费的政策的宣传，只看到某某社会组织机构搞救助。其结果是社会救助越红火，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价格提升的越快。人工耳蜗从十年前的十几万提升到20多万，助听器从一万多涨价到三四万一只。由社会埋单正是所谓的组织者、商家、需求者的三赢。可这个三赢局面却坑苦了那些自费的家庭。也绑架了那些因救急而求助的家长。谁之过？ 是那些营销爱心的人之过， 绝不是献爱心的普通民众之过，他们是值得尊重的。
从事听障儿童家庭的社会工作十几年，混迹于所谓的公益圈也十几年，当今中国公益圈就是一缸漂白粉，各种人各种资金进来都能漂漂白。又是一个大染缸，任何人任何资金进来都能染的漂漂亮亮的！诸位看官掏钱的时候还请搽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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